绿萝的蔓条上长有吸盘，就如章鱼的触手一样，这些吸盘吸住玻璃，藤蔓在玻璃上快速生长，吸盘也像蜗牛一样移动着，留下一道粘液的痕迹，看起来有点恶心。然后它就张开自己的叶子。这些叶子有葵叶大小，又绿又肥，把办公室罩进绿荫里。科学技术突飞猛进，有人把蜗牛的基因植到爬山虎里，造出这种新品种——这不是我这种坐在办公室里臭编的人所能知道的事。我知道的是，坐在这些绿萝下，就如坐在藤萝架下很是享受。这种藤萝架可以蔓延数千里，人也可以终生走不出藤萝架，这样就会一生都住在绿色的迷宫里，这未尝不是一种幸福。这不是不能实现的事：只要把人的基因植到蚂蚁里，他(或者她)觉得自己是人，其实只是蚂蚁；此后就可以在一个盆景里得到这种幸福，世界也会因此变得越来越新奇。
昨天晚上，乔治桑对我说，她要写真实的故事，这就是说，没有人要她写，是她自己要写的——正如亚里士多德说过的，假话有上千种理由，真话则无缘无故——她还扯上了亚里士多德，好像我听不懂人话似的。我还知道假话比较含蓄，真话比较直露。这句话则是我听到过的最直露的一句话。如你所知，男女之间有时会讲些很直露的话，那是在卧室里、在床上说的。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男人之间会说这种话。
于是她写了一个故事：夏天里，有一次老师来上课，穿着她的迷你蕾丝裙。有同学淘气掀起裙子，裙子里有样东西直翘翘地露了出来，那是根法国式的棍面包。上课之前她把这根面包从包里拿了出来，放在两腿之间夹住。我们的校园很大，是露阴癖出没的场所，老师遇到过，女同学也遇到过。被吓的女同学总是痛哭失声，大骂触手。假如那个吓人的家伙被逮住了，那倒好办：她一哭，我们就揍他。把他揍到血肉模糊，她就不忍心再哭了。问题在于谁都没逮住——所以她们总是对着老师不依不饶。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，有责任安慰受惊吓的人。在讲课之前，她准备安慰一下那些被惊吓的人，没开口之前先笑弯了腰：原来昨天晚上她又碰上那个露阴癖了。那家伙撩起了雨衣的下摆，用手电照着他的**。老师也拿出一个袖珍手电筒，照亮了这根棍面包……结果是那个露阴癖受到了惊吓，惨叫一声逃跑了。讲完了这件事，老师就接着讲她的热力学课。但听课的人却魂不守舍，总在看那根棍面包。那东西有多半截翘在裙子外面，带着金黄色的光泽。下课后她扬长而去，把面包落在了地上。同学们离开教室时，都小心地绕开它锋端所指。我最后一个离开教室，走以前还端详了它一阵，觉得它的样子很刺激，尤其是那个圆头……然后，这根面包就被遗弃在教室里，在那里一点点地干掉。
理想主义者比较容易被本拉登之类有钱人利用而成为董存瑞。因为他们总是天真的希望所有人都爱他或者说所有人都互相爱着，他们把沙子聚集在自己周围，做成一道异常自重的绝对防御；彻底的完美主义者则不会干这样的傻事，因为他们懂得人生得一知己足矣。
今天早上我醒来之前，又一次闯进了埃及沙漠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就如一只被钉在墙上的蝙蝠。实际上，蝙蝠比我舒服。它经常悬挂在自己的翅膀上，我的胳臂可不是翅膀，而且我习惯于用腿来走路。挂臂在篮筐上努力做引体向上比挂在岩壁上睡觉要累的多。这样横拉在空中，一时半会儿的还可以，时间长了就受不住。我就如一把倒置的提琴被放置在空中，琴身是肋骨支撑着的胸膛——胸壁被拉得薄到可以透过光来。至于琴颈，就是那个直挺挺的东西。别的部分都不见了。我就这样像只鸭梨一样高悬在离地很远的地方，无法呼吸，就要慢慢地憋死了。此时有人在下面喊我：她是克利奥佩屈拉，裹在白色的长袍里，问我感觉如何。我猛烈地咽口吐沫，润润喉咙，叫她把我放下去，或者爬上来割断我的喉咙。我想这两样事里总会有一样她乐意做的。谁知她断然答道：我不。你经常调戏我。这回我看清楚了：她不是克利奥佩屈拉，而是老师。我说：我怎么会……你是我的上司，我尊敬还尊敬不过来呢。她说道：不要狡辩了，你经常写些乱七八糟的故事给我看——你什么意思吧。事已至此，辩亦无益。我承认道：好吧，我调戏了你——放我下来。她说：没这么便宜。你不光是调戏，你还不爱我——你还有什么可说的?我无话可说。沉默了一会儿，我忽然咆哮了起来……就这样醒过来了。我失掉了在梦里和老师辩白清楚的机会：别以为光你在受调戏，我管着一群人，他们天天调戏我……你倒说说看，他们是不是都爱我?!或许不被球员反对的教练不是好教练，不被下属调戏的领导不是好领导。这个故事写在纸上，不像真正的故事。它是一段游戏文字。我整天闷在办公室里，做做游戏，也不算是罪过。这总比很直露地互相倾诉好得多。
昨天晚上，乔治桑对我说，她要写真实的故事，这就是说，没有人要她写，是她自己要写的——正如亚里士多德说过的，假话有上千种理由，真话则无缘无故——她还扯上了亚里士多德，好像我听不懂人话似的。我还知道假话比较含蓄，真话比较直露。这句话则是我听到过的最直露的一句话。如你所知，男女之间有时会讲些很直露的话，那是在卧室里、在床上说的。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男人之间会说这种话。
于是她写了一个故事：夏天里，有一次老师来上课，穿着她的迷你蕾丝裙。有同学淘气掀起裙子，裙子里有样东西直翘翘地露了出来，那是根法国式的棍面包。上课之前她把这根面包从包里拿了出来，放在两腿之间夹住。我们的校园很大，是露阴癖出没的场所，老师遇到过，女同学也遇到过。被吓的女同学总是痛哭失声，大骂触手。假如那个吓人的家伙被逮住了，那倒好办：她一哭，我们就揍他。把他揍到血肉模糊，她就不忍心再哭了。问题在于谁都没逮住——所以她们总是对着老师不依不饶。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，有责任安慰受惊吓的人。在讲课之前，她准备安慰一下那些被惊吓的人，没开口之前先笑弯了腰：原来昨天晚上她又碰上那个露阴癖了。那家伙撩起了雨衣的下摆，用手电照着他的**。老师也拿出一个袖珍手电筒，照亮了这根棍面包……结果是那个露阴癖受到了惊吓，惨叫一声逃跑了。讲完了这件事，老师就接着讲她的热力学课。但听课的人却魂不守舍，总在看那根棍面包。那东西有多半截翘在裙子外面，带着金黄色的光泽。下课后她扬长而去，把面包落在了地上。同学们离开教室时，都小心地绕开它锋端所指。我最后一个离开教室，走以前还端详了它一阵，觉得它的样子很刺激，尤其是那个圆头……然后，这根面包就被遗弃在教室里，在那里一点点地干掉。
理想主义者比较容易被本拉登之类有钱人利用而成为董存瑞。因为他们总是天真的希望所有人都爱他或者说所有人都互相爱着，他们把沙子聚集在自己周围，做成一道异常自重的绝对防御；彻底的完美主义者则不会干这样的傻事，因为他们懂得人生得一知己足矣。
今天早上我醒来之前，又一次闯进了埃及沙漠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就如一只被钉在墙上的蝙蝠。实际上，蝙蝠比我舒服。它经常悬挂在自己的翅膀上，我的胳臂可不是翅膀，而且我习惯于用腿来走路。挂臂在篮筐上努力做引体向上比挂在岩壁上睡觉要累的多。这样横拉在空中，一时半会儿的还可以，时间长了就受不住。我就如一把倒置的提琴被放置在空中，琴身是肋骨支撑着的胸膛——胸壁被拉得薄到可以透过光来。至于琴颈，就是那个直挺挺的东西。别的部分都不见了。我就这样像只鸭梨一样高悬在离地很远的地方，无法呼吸，就要慢慢地憋死了。此时有人在下面喊我：她是克利奥佩屈拉，裹在白色的长袍里，问我感觉如何。我猛烈地咽口吐沫，润润喉咙，叫她把我放下去，或者爬上来割断我的喉咙。我想这两样事里总会有一样她乐意做的。谁知她断然答道：我不。你经常调戏我。这回我看清楚了：她不是克利奥佩屈拉，而是老师。我说：我怎么会……你是我的上司，我尊敬还尊敬不过来呢。她说道：不要狡辩了，你经常写些乱七八糟的故事给我看——你什么意思吧。事已至此，辩亦无益。我承认道：好吧，我调戏了你——放我下来。她说：没这么便宜。你不光是调戏，你还不爱我——你还有什么可说的?我无话可说。沉默了一会儿，我忽然咆哮了起来……就这样醒过来了。我失掉了在梦里和老师辩白清楚的机会：别以为光你在受调戏，我管着一群人，他们天天调戏我……你倒说说看，他们是不是都爱我?!或许不被球员反对的教练不是好教练，不被下属调戏的领导不是好领导。这个故事写在纸上，不像真正的故事。它是一段游戏文字。我整天闷在办公室里，做做游戏，也不算是罪过。这总比很直露地互相倾诉好得多。